150篇连载 （二十二）亩产万斤小麦试验田应验了他的判断

作者：王海沧（书法讲师、任玉岭著述研究员）

任玉岭: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誉主席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持续发展首席顾问，国际科技智库专家委员会副主席，美国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中国区联合主席，香港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永远名誉主席，原为国务院参事，全国政协第九、第十届常委，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，中国书画协会副主席，中国书画协会名誉主席，中华海峡两岸书画艺术家协会主席。任玉岭不仅被15所大学聘为教授，还被55种杂志聘为主编和编委。他还是中国改革智库四十人之一，中国发展五十人之一，为农业作出贡献的三十人之一，中国当代书法名家五十人之一,中国房地产论坛五十人之一，中国式现代化论坛专家四十人之一。任玉岭既是科学家、经济学家、战略思想家，也是著名的书法家。他本人已经在北京，信阳，厦门翔安，浙江长兴等地捐建了四座“任玉岭收藏及作品展览馆”，驻马店馆是全国第五座。另外，任老还为中国扶贫捐款108万元，为遂平老家乡村振兴捐款70万元。

二十二、亩产万斤小麦试验田应验了他的判断

 一九五八年，一些地方干部出于自身的利益，制造假的政绩，在粮食产量上出现了大量的虚报浮夸，最终形成了浮夸风蔓延全国。

可能是因为制造虚假浮夸事件者居于领导岗位的缘故，他们又用手中的权力打压反浮夸的言行，对反浮夸者常常说成保守主义，并扣以“观潮派”的大帽子。

如此一来，浮夸风便畅行无阻，越刮越严重。任玉岭记得很清楚，那年麦收时，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报告了小麦亩产1500斤，登在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头条位置，接下来河南西平县小麦亩产报出3700斤。随着浮夸风越刮越旺，早稻收割时有的地方报出了亩产4000斤，1万斤、2万斤，印象最深的是湖北麻城报出了亩产33000斤，湖南还出现了亩产6万斤的报道。直至有一天，任玉岭在南开大学第一宿舍门口的报架上，看到了《天津日报》头版头条的报道《天津新立村小站稻亩产12万斤》。任玉岭曾在彭德怀元帅的回忆录中看到，他在1959年回湖南湘潭探亲时，老乡亲切地叫住他说：“德怀呀，我们没有米吃了，你给调点粮来吧。”彭德怀很不解地反问说：“报纸上不是报道湘潭的水稻亩产两万多斤吗？怎么连吃的米都没有？”任玉岭还在《炎黄春秋》上看到，湖北麻城一个副书记写的文章，他因为反对麻城虚报浮夸、报出水稻亩产33000斤，后被打成右派劳动改造十几年。

任玉岭在家乡有一个表弟，叫汪小超，其姐姐是1948年南下干部。汪小超当时在生产队做会计，生产队让他报小麦亩产3000斤时，他坚决不报，被说瞒产。后来被吊起来，用鞭子抽他，他仍然说1000斤也没有。最后把汪小超放出后，他连夜出行，历尽千辛万苦跑到西藏，直至文化大革命后期才回到家乡。

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，南开大学生物系在一些人的鼓动下，决定搞亩产万斤的小麦试验田。选址在南开大学的“西伯利亚”西大塘的湖边上。挖地三尺，填满马粪，每亩播下小麦种子350斤。任玉岭因为出生河南省，家乡盛产小麦，他从小就和小麦播种、收割打交道，他看到这样的情况后，便感叹说：“麦苗出来一定是黄的，而且会像头发一样细一样密，生出来就会死掉。”当时听他讲这话的一位同学告诉他，千万不要让别人听见，听见了会给你扣上“观潮派”的大帽子，甚至会给你插白旗。

半个月后，试验田的麦苗长出来了，正如任玉岭所讲，像头发一样的麦苗，现出嫩芽的黄色，一见太阳就死掉了。当时大张旗鼓种下的试验田，花费了大量的劳力、肥料和种子，就这样旦夕之间，无声息地销声匿迹了。

种这个试验田时，任玉岭是大学二年级，刚好20岁。这个20岁时的所见所闻和被迫参与的“傻事”，刻骨铭心地留在了任玉岭的记忆里，影响了他的一生。虚报浮夸说假话成了他终身不能容忍的现象。一次中央电视台主播白岩松、朱军电话专访任玉岭说：“你提了那么多指责政绩工程的建言，就不怕丢乌纱帽吗？”任玉岭的回答是：“过去看到和经历的为了政绩虚报浮夸，说假话，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太大了，绝不能允许某些人为造政绩再说假话，危害人民和国家。”